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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漾正冈布，年生，青海湟中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与藏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及藏缅-阿尔泰研究所所长，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系研究员等，重点研究领域包括藏蒙医学史、欧亚腹地宏观历史等。
赵书苑，年生，辽宁沈阳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藏蒙医学与藏区考察家文本研究。
随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传统藏药与寻求藏医疗法，许多学者，尤其是西方的一些科学家针对传统藏蒙医药中的金属成分展开了持续多年的研究。虽然已有大量针对传统金属类药物成分分析、检测与临床实验的研究问世，但从藏蒙医学与汉地传统医学典籍出发，对历史上金属类药物的使用进行对比的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
从藏蒙医学典籍与写卷对金属类药物的记载看，作为有药用价值的物质，金属不仅仅用于治疗疾病的药剂中，某些金属还被认为作为食用器皿、手术器具甚至佩戴饰品等就有治疗功效，如敦煌出土吐蕃古藏文医学写卷S.t.中就有在胸前佩带黄金饰品以治疗心脏疾病的记述；金属制成的器皿也多用于医疗，如某些汤剂需要以特定金属的器皿盛之。从医疗实践上来说，吐蕃-藏医对金属类药物的使用已经过诸多医师超过千年的使用和验证。相对而言，汉医典籍对于金属类药物的记载存在记载不甚明确，有时甚至有前后矛盾的情况，使用上较为单一和谨慎，炮制方法也往往语焉不详。
为什么同一种金属类药物在这两大医学体系中存在截然不同的解释与应用?现象背后存在怎样的因素?本文从金属类药物在吐蕃-藏蒙医药与汉地传统医药典籍中的记载入手，对比和探讨金属类药物的毒性、炮制以及应用，以期明了其表象背后的传统观念、理念与内在因素。
1有毒还是无毒?
藏蒙医药和汉医药均认为没有经过炮制的生金生银有毒，不可服用。在藏蒙医药中，金主要功效有二，一为延年益寿，二为解毒。银之功效与金大体相同。《秘诀手册》中记载，黄金味涩，化后味苦，性凉，能延年益寿，可解毒，但本身又有毒，甚至可使人绝育。藏药经典《晶珠本草》载“金”产自山、石、砂和红铜，分为赤金和黄金两大类。前者色赤，多为砂金，研细有荧光，有产于森林、河边的，也有产自海边的。从此描述上看，应为成色极好纯度较高的天然金。黄金则分上品和次品两种，上品颜色橙红，次品有淡黄色、黄白色多种，可见后者质地较杂，似为伴生矿石，如金银矿石或金铅矿、金汞矿石等，其色为淡黄色。“银”产自木、石，分为土生银、木生银和石生银三种。土生银最佳，其他两者次之。藏地主要为上述之石生银，由于多为伴生银矿，因此质地较杂。藏蒙医药认为，颜色较黄的银矿石混有黄铜，颜色较红的混有红铜，颜色较黑的混有铅，颜色发青的混有锌。不纯净者，需冶炼炮制。
汉医药典籍对生金毒性的记载较为清晰，只是对生银是否有毒出现了记载不明确或前后矛盾的现象。明人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收录有“金屑”一条，言“味辛平，有毒，主镇精神，坚骨髓，通利五藏，除邪毒气，服之神仙。”《名医别录》“金屑”条记述同前，记“银屑”为“主安五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年。”南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新修本草》、宋《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明《本草品汇精要》均从之。《本草图经》“金屑”一条陶隐居(弘景)注云:“金之所生，处处皆有，梁、益、宁三州多有，出水沙中，作屑之生金，而银所出处，亦与金同，但皆生石中耳。”这里清楚地交待了金屑与银屑应为生金生银。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生金生岭南夷獠洞穴山中，如赤黑碎石，金铁屎之类。南人云毒蛇齿落在石中。又云蛇屎着石上，及鸦鸟屎着石上皆碎，取毒处为生金，有大毒，杀人”。认为生金有毒，这一点在汉医药诸本草类典籍中并无异议。《日华子本草》记载，生银“冷，微毒”，“畏石亭脂、磁石。治小儿冲恶热毒、烦闷，并水磨服，忌生血”。而《开宝本草》、《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本草纲目》、《食物本草》等却载“生银”无毒。《食物本草》“银”条下引《宝藏论》记“銜黑石者最奇，生乐平、鄱阳产铅之山。一名龙牙，一名龙须，是正生银无毒，为至药根本也”。而“银屑”一条又记“味辛平，有毒”。这些典籍均未言明银屑是生是熟，如若上述《本草图经》所言银屑为生银的话，理应如《日华子本草》一般记为“有毒”才是。此外，《本草纲目》记有专门针对“生银毒”的主治药，包括葱汁、鸡子汁、鸭血、鸭通汁、银蛇(煮)、水银，“服之即出”。若生银真无毒，为何会记有解毒之法?
汉医本草类医书中提到的生金和生银，是没有经过冶炼的天然形态，除了质地较为纯净的砂金外，脉金矿和脉型银矿产出的矿石质地皆不纯净，常以伴生矿石或天然合金矿石出现，如天然的金银合金矿石、金铜合金矿石、金汞矿石等。其毒性应该来自其伴生矿，如汞、砷等。另一方面，由于金、银的比重较大，人的胃酸无法将其溶解，故而下坠至肠道，无法自行排出。蒙古盟誓习俗中就有饮用含有金的酒水或饮料这一程序，一来象征誓言如黄金般稳固不变，二来认为黄金具有一定的毒性，象征着盟誓各方以生命作为誓言的保证。
藏蒙医家认为，经过加工炮制后的金、银有解毒的作用，可解宝石毒，这种毒主要指入药的珍宝所带有的毒性，其中也包括了金、银之毒，需升炼炮制后方解。也就是说，金、银经过炮制后可解其本身所带之毒。这一点在汉医典籍中不曾见到。藏语中有专指具有解毒作用之8种金属的词汇，即?????????????????????，??????译为“缚”、“桎梏”，??????译为“作”、“行”，????译为“铁”、“金属”，?????为数字“八”，字面意思可解释为“能束缚(毒性)的八种金属”，故译为“闭毒八金”或“能缚八金”，包括金、银、铜、铁、响铜、黄铜、铅、锡八种金属，能封闭水银毒性，就地消毒。藏蒙医药认为金能抗老，有固本之效。《月光》中提到因某种原因，饮金后，即使食毒也不中毒，就像莲瓣上的水珠停不住一样，毒也无法成形，因此饮金者能延年益寿。金性佐使，食毒后再饮金，可解毒，但与毒同时服用，则可助毒发作。汉医本草类医书中记生金生银有毒，炼制成的熟金熟银便可放心服用，可镇精神、坚骨髓、通五脏，治小儿惊悸；银箔可镇心明目，去风热癫痫，皆未见有关其解毒功效的明确记载。汉医药中使用金、银大体有几种入药方法，一种为加工成金、银箔后制成碎屑入药，一种以金、银质地器皿煮水成汁服用。《本草纲目拾遗》中有“烧金器烙之”的治疗方法，用以止血。书中仅提及“金器”，而非银、铜、铁器等。至今民间仍有佩带金、银饰品可解毒避祸的观念，女子新穿耳孔往往会选择金、银耳饰佩带，可助伤口尽快消肿，不易引起感染。
2金、银的炮制
藏蒙药的炮制至关重要，不仅仅局限于金属类药物，土类、石类、植物类、动物类等药物同样需要炮制，认为这是确保一味药材是否可以安全入药的关键。药物往往在经过炮制后，可改变其原有的性味，如黄金味涩，炮制后性味转苦。亦可扭转其原本有毒的状态，不仅去毒，甚至还可以增强其药性。此外，在炮制的过程中，亦将原本质地不纯的药物纯化，在对天然金、银矿石、砂等的炮制中提纯就应为其目的之一。
藏蒙药金、银的炮制往往需要将其冶炼成灰，再同其他药物配伍，制成丸剂或散剂等。登巴达吉先生曾提出:“入药时选用的黄金和白银纯度极高，黄金纯度越高越难烧，相反白银纯度越高越易烧，这取决于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条件，很难制定一个绝对的煅烧时间”。《四部医典》载炮制金灰的方法，需先将黄金捶揲成如蜂翅般的薄片，再与硼砂、硫磺、芝麻、胡麻配伍，制成丸后，置于坩锅中，以碳火煅烧。此书“后序本”第十一章中所记金、银、铜、铁的炮制方法，即将四种金属捶打成薄片，切成碎片，放入耐火罐中，注入水银、硼砂、硫磺，再以牛粪灰封闭容器，以炭火烧煅成炭。现代藏蒙医药对黄金的炮制手法，首先也是将其加工成薄片，然后取金块克，加毫升水，浸泡12小时，再加含有克沙棘的浸液毫升，将金块煎煮1小时后取出，用水冲洗数次后再以同样的方法重复煎煮一次，最后加适量的童便和亚麻水，浸液置于砂锅内，加碱花40克，煎煮金块2小时，取出后水洗数次即成。去毒完成后再除金锈，即以酸藏酒2毫升，硼砂、碱花各克，与金同置于砂锅内煎煮2小时后取出，以水冲洗干净即成。如此炮制加工后的金略带暗褐色，因煅烧略有膨胀，有气泡蜂眼，还有酥脆的黑色块状物。此外，现代藏蒙医药黄金炮制加工法也采用青稞酒加工法，以酸藏酒、硼砂、碱花煎煮，或以雄黄、铅块灰、硫磺、山羊奶煅烧去毒等。
在藏蒙药“佐太”的炮制中，亦会用到金、银以及金、银矿石，包括“能缚八金”，即金、银、铜、铁、响铜、黄铜、铅、锡八种金属；以及“八火质”，即酸石、红云母、金矿石、石黄、磁石、自然铜、雄黄、银矿石。“能缚八金”的炮制方法，即将八种金属分别捶揲成薄片，各自分别放入带有沙棘果膏、黑矾、黄矾的浸液，以及酸酒、人尿煎煮1小时后，捞出以清水冲洗数次。将雄黄、硫磺或硼砂、诃子等研末，用黄牛尿、沙棘果汁或酸酒等调成的药泥涂在煎煮好的金属薄片两面，以布包好，放入铁罐中封好，再放入火中煅烧成灰即成。“八火质”的炮制则要将八种物质打碎成细小的颗粒，雄黄和雌黄放入加有山羊肝的山羊奶中煎煮，奶蒸发掉2/3时取出，再以凉水冲洗数次。其余者倒入含有黑矾、黄矾的浸液煎煮半小时，放置一夜后倒出浸液，以凉水冲洗三遍，再倒入皮硝、碱花浸液煎煮，蒸发掉1/3的水分后滤出八物，清水冲洗干净，晾干研末。再以与煎煮好的八物粉末相等的硫磺、白草乌粉混合，以两矾浸水加清油调成糊状，再揉3日，揉制成硬膏状，用拇指压成指头大小的块状，晾干后放入铁罐，在火中煅烧5小时即成。
藏蒙医药有毒药物的去毒和炮制体系十分完备，工序复杂，对相关药物的使用也十分谨慎。在汉医药中，所有药物亦需要经过炮制后方可入药。仔细研读汉医药典籍，对植物、动物等药材的炮制方法记载相对较多较详，然而对金属类药物的炮制方法记述却相对简单。对于金、银的炮制方法，记载十分笼统，往往寥寥数字，多歧义。如《本草纲目》称生金为毒金。如需入药必将其制成金箔或金屑，以盐洗金，再“加骆驼、马或驴脂柔金”；“羊脂、紫苏子油皆能柔银”，而这里的“柔”字所指为何?《本草图经》记载，“金石凌、红雪、紫雪辈，皆取金银取汁，此亦通用经炼者耳”。《外科正宗》中言“如未制生药入煎，不为治病，反为无益”。此书一些方剂虽提及使用“金箔”，却没有提到如何炮制金箔。《雷公炮制论》载“金银铜铁器，凡使在药中用时，即浑安置于药中，借气生药力而已，勿误入药中用，消人脂也”，未说明如何炮制。《太医院补遗本草歌诀雷公炮制》“金屑”则提到“炼成金箔”，却也并未提及如何“炼成”。《外科正宗》言“以上药品，凡本书内应用制炒炮炙者录之，不炮炙者未录”，依此言说，难道书中记载的“金箔”无需经过炮制?这又同其前文所述“未制生药入煎，不为治病，反为无益”互相矛盾。在记述汉地古代科学技术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详细的冶炼和提纯金、银的过程和方法，然而这些方法多属于金属工艺冶炼和提纯的范畴。
3金属医疗器械及器皿
3.1器皿
青藏高原地区使用金属制品的历史颇为久远。距今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东北部马家窑文化出土有青铜制品，齐家文化遗址也发现有使用铜的迹象。而距今约0～2年前的卡约文化中铜的使用极为普遍。在吐蕃赞普时期，无论是所谓遣吞弥桑布扎等学子赴南亚游学，或是向尼婆罗和唐廷求娶公主及其他诸多通使活动中，作为贵重礼物的黄金被大量使用的情况极为常见，汉文编年史中频频出现有来自吐蕃高地由黄金和白银打造的珍品，除了金、银制盎、碗、盘、瓶、颇罗等，常见的还有以黄金和白银打造的各种动物形器，如鹅、犀、牦牛等，甚为精巧罕见，唐廷皇帝曾将来自吐蕃的珍贵礼品陈列于殿前示于群臣。敦煌莫高窟第窟(约公元～年)壁画中的吐蕃赞普形象，其右手就手执一件带把银杯。至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亦可见到吐蕃时期的金、银器皿，包括瓶、杯、碗、盘等各种式样。
敦煌古藏文吐蕃医学写卷P.T.《医疗术》、I.O.56，57《医疗术》、S.t.《医疗术长卷》等文献中，亦可看到青铜碗、银碗、响铜碗等金属器皿出现在疾病治疗中。如:
P.T.:(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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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胆疼并症状加重，口、鼻、皮下、眼睛发黄，如刺眼和肝两脉可见效。或合童子才布黄色尿，置于青铜碗或银碗内沉淀后，早晚服用可见效。
I.O.56，57:(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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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人若有病，身上发黄，其外治法与内服药方为:用七串丁香、七个“甲跌”、二十一串“蔓子芙子”、二十一粒红豆子儿，分别捣碎，用绢罗筛过，撒入一捧量童子尿中，盛入青铜器皿内盖好，置于星月之下，次日清晨掺入食物内吃下，并灸后颈窝和肩关节，再灸心口后可见好。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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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如果要观察是否中毒，可在一只上等响铜的碗或小木桶里(倒上清水)，由患者分别于傍晚、半夜、天亮之前往该容器中吐一口唾液，第二天清晨进行观察，如唾液沉入碗或桶底，则证明已中毒，但只是良性的毒(新毒)。如停在水中，则是旧毒。如飘在水面上则未中毒也。
金属制成器具，也就一定程度上完成了金属从“生”到“熟”的转化，将天然金属矿石中的其他元素剔除，达到提纯的目的。在藏蒙医药中主要以盛器出现。从上述记载来看，金属类器皿有两种功效，其一为验证毒性或确定患者是否中毒，这种功能依据的是金属遇“毒”会发生“反应”的特性。古代毒物多为矿物毒(如珍宝毒、砒霜等)和生物毒(来自植物、动物等)，大多会同金属特别是金、银发生化学反应，在金、银表面出现肉眼可见的变化，达到识别毒性的效果。其二，即金属的药物价值，上述一些药方中药物配伍好后需盛放于金属器皿中沉淀或服用，此被明确记录在医方中，而不用其他更为常见的陶制或木制器皿。汉医也有专门以水煮金器取汁入药的，可见金属器皿本身被视为具有药用价值，而不同材质的金属器皿的入药方式和药用价值也有所差异。
3.2医疗器械
在藏蒙医学体系的外治疗法中，金属是制作手术工具和医疗器材的主要材料，金、银更是上等的制材，如各种手术钳、镊子、烙等；放血疗法中所用到的各种刺针和尖利的手术刀；穿刺排放积液、脓水以及用于放血疗法的金针和银针；烙灸患处的火灸器等。藏蒙医有十分完善的外治体系，相传公元4世纪，两位印度医生滞留吐蕃期间，传授了包括《放血火灸器械疗》、《外伤处置》等多部医疗著作，并将它们传授给拉托托日年赞赞普的外甥董格堆髻，董格堆髻成为了拉托托日年赞的御医。约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月王药诊》也有专门记述外治疗法的章节。包括火灸、放血、穿刺、切除术等。敦煌出吐蕃古藏文写卷有专门论述火灸疗法和人身穴位的卷子。
藏蒙医将金属医疗器械与其他药物并列放在了药材的类目中，在《晶珠本草》中属“火类药物”中的“理疗类药物”。其中记有“金制火灸器”，可接续筋脉，还有不生灾祸之效。银制火灸器可排脓、止黄水、去腐，治疖疮。敦煌古藏文医药写卷P.T.中记载，如有手脚长疣者，可以用纯净的黄金烧烙。汉医《本草纲目》“火部”记有“火针”，主治“风寒筋急挛引痹痛，或瘫痪不仁者”。徐大椿《药性切用》明确记“火针”为“金针”，称“金针烧赤，针沉寒痼冷，癥瘕积聚，较冷针煖灸效速。”《本草纲目拾遗》中“火部”记有“黄金火”，称“以金器烧红，烙肉上，能止血”，凡是有出血不止者可“烧金器烙之”。《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了大量的民间偏方，此种方法似乎在此前的汉医药著述中难以见到。
藏蒙医中亦有做精细手术时所用到的各色大小手术刀具。最早期的刀具往往是石制的，青藏高原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诸遗址中就出土有大量石片、石叶、石刀、刮削器等。随着金属文化，尤其是青铜文化的传播，藏地出现了青铜刀等。然而，即使在铜制刀具十分普及的时代，仍有将黄金磨制锋利作刀具之用者，如敦煌出吐蕃古藏文写卷P.T.中就有用“锋利黄金”切去长在脸上的痣的记载。公元6世纪中后期，青藏高原东北部安多地区有阿夏部或苏毗部医生，善做眼科手术，曾治愈了赞普达日年塞的先天性盲瞽，他做手术时所用的医疗器械就是金质的手术刀。这种刀具之型制似为《四部医典·论说部》“眼疾治疗”之章中描述的手术刀具:“质地须选用金或红铜、黄铜三种。如荞麦三菱形器，刃部似母牦牛舌凿口，长六指(相当于42粒青稞排列的长度)，锋端长度与瞳仁相称，宽度是其之一半，颈部如麦秆颈。手术刀总长一半处有雕凸纹理，杆腰四方粗而杆尾细。尺度须合规矩，无任何缺陷”。而用于针刺放血疗法中的刀具则要求其原料要坚固，需经多次捶炼制成，刀具有新月、斧等形状。
吐蕃特先民很早就开始使用针，最初多为石制、骨质。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85年)出土有5枚骨针，是由动物的长骨分割后磨制而成的，带有针眼，加工精细。该遗存还发现有不带针眼的骨锥，可作为刺破脓肿、剔除异物的医疗器械。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柳湾遗址出土了三件带圆孔的颅骨，边缘处光洁整齐，有新生骨芽，表明颅骨的主人在钻孔后仍存活了一段时间，且并无骨折或炎症痕迹，考虑应为有意以石钻旋转钻出的，属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穿颅术。而施行这种穿颅术的工具就应为早期的石质或骨质锥、钻。
与汉医针灸略有不同，藏蒙医中的针除了用于火灸疗法外，还会用于放血疗法。放血疗法中铁质刺针一般长约十二横指，刺针尖长六指，刺柄长六指，放血治疗时要念诵咒语。行火灸疗法时，不仅如汉医般针刺穴位，还要在针尾加上艾绒火灸。藏蒙医所用的针，往往以金属制成，以金、银质地为最佳。针的长度一般约三指，针尖锋利，针腰微粗。火灸时针尾部艾绒的制作，要在秋季的吉日采集。采集后要反复捶打，使茎断而叶不断，然后揉成圆锥状。艾绒团的大小以火灸所用于患者身体部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形状底部平而圆，尖端略小，便于点燃。与汉医相似，同样有固定的穴位。在藏蒙医中，人身体的穴位包括有隆穴、赤穴、培根穴、母肺穴、子肺穴、心包穴、心窍等。不同的疾病需火灸不同的部位。
4讨论
通过上述关于汉医学与藏蒙医学典籍中对金、银两种药物及相关医疗器具的文献的对比，可知汉地传统医药中这两类药物用法较为单一，炮制去毒的方法一般记述得不够详尽，甚至关于其毒副作用的记载往往存在矛盾的地方。当然汉医诸经典对于生金有毒的认识基本一致，主要的争议在生银有毒与否。
依藏蒙医学典籍看，使用金、银需经过炮制，金属不同的性状和用法有不同的炮制方法。甚至不同地区、不同传承的曼巴(医生)对于金、银的炮制也都略有差异。总的来看，在藏蒙医中，除了外治中使用的金属类医疗器具，在药治中基本上都是内服入药，也就是说只要是经过严格炮制成的金灰、银灰，与其他药物配伍后制成的丸药或散剂，患者可直接内服。而汉医对于金属类药物的使用就显得“小心”了，汉医文献中所记载的使用金、银的几种方法，皆要取“生金”、“生银”炼成的“熟金”、“熟银”使用。如《本草纲目》中就说“今医家所用，皆炼熟金薄，及以水煮金器取汁，用之则无毒矣”。而金、银薄(箔)又有两种使用方法，其一便是磨成金屑和银屑入药；其二则以金箔为外衣，作包裹丸药之用，如《外科正宗》中记述的“五福化毒丹”。而金、银水煮取汁法，《本草纲目》记其可“镇心”。此外，亦有将金、银、铜、铁混在药中“借气”，以提升“药力”。
我们曾对汉医与藏蒙医两大传统医药系统中金属类药物的分类进行过专门的对比分析，经典藏蒙医药典籍中将金、银划分在珍宝(可熔金银)、石(金银矿石)、土(金沙)、火(金银灼烤之火)、炮制类(金银碳灰)五大类目中，下涉其中的6个子类，即珍宝类药物中属普通珍宝药物中的可熔性珍宝药物，石类药物中属可熔性石类药物，土类药物中属天然土类药物，炮制类药物中属热火炮类药物。汉医本草类医书对金属类药物划分则较为单一，宋元以前的本草类医书金、银等金属类药材大多都被划归玉石部中品或下品。至公元16世纪末《本草纲目》才将“玉石部”改为“金石部”，其子类目设金、玉、石、鹵，金属类药物主要被划归在“金”中。我们可明显看到，汉医不仅对金属类药物划分单一，记载上又在“有毒”与“无毒”之间徘徊，既认为金、银可“轻身”，使人长寿，却又在使用上“小心翼翼”，甚至采取“回避”的态度，显示出了中原华夏汉文化传统中既向往“修仙成道”、“长生不老”，又惧怕中毒的矛盾心理。
汉医药还与道家的丹药炼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唐《新修本草》“金屑”条下就有“《仙经》以?、蜜及猪肪、牡荆、酒辈炼饵柔软，服之神仙。亦以合水银作丹沙(砂)外，医方都无用，当是犹虑其毒害故也”的记述。目前所见汉医药最早的本草类医书《神农本草经》将药物划分为上、中、下三品类目，对后世的本草类医书影响甚深。其三品的划分是以该药物是否可“延年”、“轻身”、“无毒”等为依据。然而，我们在其上品药物中看到了丹砂、云母、消石等药物，这些药物目前看来并非“无毒”，也常出现在古代丹药炮制的配方中。从汉医药典籍对一些药物的记载上来看，《神农本草经》中就多次述及“养命延年”、“久服轻身”等类似的“方士语言”。此外，许多著名的汉医药医书著者兼有丹药术士这一身份，如《千金方》的作者孙思邈即被称为“孙真人”，《本草经集注》作者陶弘景也是著名的丹药炼制者。在这种向往“长生”又惧怕中毒的矛盾心理的影响下，千百年来习惯以服用汉医草药为主者容易对大量采用金属类药物的藏蒙医药产生顾虑甚至偏见。
作为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几大传统医药系统之一，藏蒙医药源远流长。其源头为公元7～9世纪欧亚诸医学医疗传统在吐蕃高原相遇而熔铸成有完整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医学传统。藏医藏药千百年来持续向雪域高原境外传播，也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与西缘广大地区诸如不丹、锡金、尼泊尔北部和西部，库陇、拉达克和巴尔蒂等传统藏裔和藏语地区的主要传统医学。13世纪开始在蒙古地区(包括欧洲伏尔加河流域)传播，16世纪以后逐渐成为在整个蒙古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医学体系，由此吐蕃医学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藏蒙医学”阶段。她还于19世纪经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等传入欧洲，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入美洲和大洋洲等，成为欧亚乃至全世界传布最广、最有影响力的传统医学之一。藏药自古以来也有持续向中原地区输入和传播的历史，早期有羌活、戎盐、大黄、麝香等，中古时期有冬虫夏草、雪莲、藏红花(中转)等，如今有红景天等。18世纪开始在北京等地的藏传佛教寺院中还建有藏医经典医学机构曼巴扎仓。如今藏药在中国多个省区形成了集产、学、研为一体的庞大产业，内地大部分城市的药店都能购买到藏药成药。年“藏医药浴法”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尽管如此，目前在藏药矿物药安全性评估、质量标准的制定与完善、药物含量、功能及名称的翻译等方面尚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以金属类药物在藏蒙医药与汉医药两大医学体系中的分类为切入点，以金、银两种金属类药物为例，对比在两大医学体系中金属类药物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希望能为藏蒙医药在今天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某些历史借鉴。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9卷第3期(年)，转载时有删节，引用请查找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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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唐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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